“药势”──古典本草药理学及其于经方之应用举隅（上篇）

作者：小乌龟 (台湾)
　
日日拜读 汽水先生之贴文，驯染其中，浸渐若有所悟，至日昨观美国【汉唐中医】台湾后援网站倪师海厦癌症论文之首章，仿若醍醐灌顶，过往诸多未明之处，刹时消灭！诸般本草药理一齐冲入脑中，轰然飞旋，竟成不吐不快之势，信笔疾书而成此篇。因想：知我者唯 皮沙士，未是草之稿，暂且付上，唯乞 先生有以正我，还以此抛瓦之文，与 先生共续《本经疏证》未了之缘。

又案：本文为未成之草稿，未成稿而托于大医王的家刊登，主要也是想得到各路高人的指正。如有不合实际之处，拜大家务必不要留手，重骂下来即可，这样我也才有一个反省订正的机会。谢谢大家。

楔子

在汽水先生的网站贴文中，不只一次见到对读者的提醒：“要明白一味药的药性、药理、效用，若走上西方化学的‘成分分析’这条路，就完蛋了。”这，我很明白汽水先生对读者的慈悲。

那么，一味药的药性，自然就该照中国传统的看法：性味如何，归于某经……等等论述了。这，就一般学中医的同好而言，是对的。但，如果是对于学“经方”也就是学《伤寒杂病论》的学习者而言，光以《本草备要．药性总义篇》的理论作基础，而详熟该书中的诸般药性，恕我撂下一句恶毒一点的风凉话：你对《伤寒杂病论》的理解，就会是“时方医”的领域，想不通的，就认为那是错字、错简，而与“经方派”的出手工夫有所出入。

时方派的本草学，和经方派的本草学，有着根本上不同的“认识观”，而讲难听一点，经方派之所以会堕落成今日的时方派，“本草理论”的改变，亦是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因素之一。

即使去中国医药学院，也会听到那里的学生在说：“我们系的某某大教授说啊，光学《本草备要》是不够的啦，学药理还是要研习《神农本草经》才行！”讲得是得意洋洋，但是《神农本草经》的功夫，终究还是练不成。

因为，他们所学的本草学认识观，绝大多是西方研究的“有效成分”，那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垃圾；而少数几个有志之士，专心研究中国本草学，晓得“桂枝解肌、麻黄散寒”，晓得“以皮行皮，以枝行肢”、“清气出上窍，浊味出下窍”了……但那仍是“时方药理学”，对经方中使用的“古典药理学”只沾上一点边儿, 所以不够。

这篇文章，便是讲一些不正经的杂谈，就当做与诸同道闲聊，来说说什么是经方中历然可见、而时方派蒙然未知的药理、药性。让初学的同好可以稍稍分辨其中的不同，而在学习的过程中有理路可循。

但是，虽然说是“和初学的同道”聊聊，如果有读者是还未读过《伤寒杂病论》的，小乌龟还是觉得可以不用看，怕会徒增混乱。小乌龟的论点，大部份来自于清末唐容川的《本草问答》和邹润安的《本经疏证》，如果是汽水先生的爱弟子和好朋友们，对这两本书想必并不陌生。

中医药理学的分水岭与本草史概说

中医分为经方派、时方派，这，不但中国人晓得，日本人也晓得。经方派在日本叫作“古方派”，而时方派在日本叫作“后世方派”，意思一样。而不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，也都晓得，经方派和时方派的“分水岭”是什么──那就是所谓的“金元四大家”。

“金元四大家”虽然齐名并称，其实他们的生卒年是颇有差距的，并不是同生同死。而比他们更早出名的一位，相传是李东垣之师的人，就是张元素，也就是张洁古（易水先生，易老）。而，张洁古做了一件“功德盖世，罪恶滔天”的事情，造成了经方派从此变成时方派。而那件事情，就是现在学传统中医的人耳熟能详的“归经理论”──某某药入某脏某腑、哪一条或哪几件经。

归经理论是错的吗？不能算错，很多时候是很有道理的，临床上也大大有用，尤其是示人一条明径，使人更能掌握用药一事，对学习中医者而言，是甚有助益的。但，它是对的吗？也并不全对。因为，它大大地“窄化”了一味药的药性。

同样是用中药，以“《神农本草经》、张仲景（或《汤液经法》的作者）所知道的药理学”创出来的方叫作“经方”，汉朝到唐宋，都还算是经方的时代。而以“归经理论”创出来的方，就叫“时方”，其中对每一味药的看法，都和经方是很不同的。

最古的《神农本草经》，其中提到的药性只有“性．味”，也就是“什么味道”、“温凉寒热如何”，而五色入五脏的概念，则是“稍微提及”，例入“五色灵芝各入哪一脏”，不是通盘性的认同。而其后，魏晋的《名医别录》，唐代的《新修本草》、《日华子本草》、《海药本草》、寇宗奭《本草衍义》，或是宋朝具代表性的《证类》、《大观》二本草……等诸多书籍，大都只是顺着《神农本草经》之后补入新发现的“效能”，却未曾对“本草理论”作更多的理论分析。

到了张洁古，他对古代的方剂做了一番整理，发现到“太阳病病到太阳、阳明之间时，会用到‘葛根’这味药……”，于是就以此归纳出了一句话：“葛根是阳明引经药，如果感冒太早用了，反而会引邪入阳明！”同样，对于柴胡，也看做是少阳引经药，说它会“引邪入少阳”，而至于桂枝，因为有帖“桂枝汤”是治“太阳病”的第一主方，于是“桂枝”的归经也就变成是“太阳经药”了。石膏，他也说是“大寒之药，不可轻用”。

这，有没有错？从某个角度来说，“桂枝汤”的确是“会”作用在太阳经，而单味药的柴胡、葛根和少阳、阳明二经也有着密不可分的相关性。可是问题就在于： “不只如此而已！”后世的学者，因此就随随便便把某味药找几条经随意归类，做学问是简单化不少，可是却变成“见树不见林”，迷失了那一味药真正的本性。

可是，因为这种“时方药理学”方便好用又好记，而张洁古先生又的的确确是一位医术甚高明的医者，于是紧跟在他之后成名的“金元四大家”，也自然纳入了张洁古的这个系统，而有了相当好的成就，比如说李东垣自创的“补中益气汤”或是修改了宋朝陈自明《妇人良方》中的龙胆泻肝汤而成了“去男人下阴臊臭”专方的 “东垣龙胆泻肝汤”（真的是‘痱子粉’！）（皮沙士案：），都是其中的佼佼者，也堪称“伟大之方”。

可是，归经理论，却是一套“反映了一部分真理却不等于真理”的不完全的理论。洁古本人、金元四大家都是苦读《内经》起家的，偏得还不太多，但愈用到后来，纰漏愈大，新创的方剂效果愈来愈差，“一剂知，二剂已”变成了今日的“你回去吃半个月再来看看有没有好，如果没好我们再换药试试！”

到了后来，当然有人觉得好像事情不对头了，想要扳回如崩墙倒壁般的中医“末法”劣化状况，明朝不少医家都在重注《神农本草经》，想要从这个大根头去重新寻回些什么。当然也都是小有成就，但效果并不明显。

明朝那一位“把之前有的理论、药性全都收录”而编成《本草纲目》而被倪师海厦先生痛批的李时珍，其实不是中药学劣化的源头。源头在张元素，光是他的几句“葛根引邪入阳明，柴胡引邪入少阳”，“石膏大寒不可轻用”就把经方中这三味药封印了八百年。明明没有这么一回事儿的，太阳初感，证齐全了，就可以用葛根汤；傅青主也用柴胡剂治伤风初感而很有效，并不会因此引邪入里，石膏更只是“凉”而已，不用八钱到四两甚至一斤，很难显出药性。可是张元素之后，人人都跟着这么说嘛，绝大部份的医者，小心翼翼地就都“尽量不要用《伤寒》、《金匮》方”了。（皮沙士案：）

直到清朝，事情才有了转机。如果以医术而论，陈修园、徐灵胎等人，因为临床功力够，其著作《神农本草经读》或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》都有卓然不群之见，但那是临床上的强而让他们得以重新明辨了历代本草的得失，并不是真正在本草理论上有所革新。

本草理论在清代得以翻身，主要的功劳，其实起自“儒家”。

清代的儒家，对四书五经有了很大的“革命活动”，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古经典的注疏，绝大部分都被宋朝的朱熹垄断了，朱熹乱改原文，后代也只好照单全收；朱熹说某句如何如何解，后代也不好意思说不是。可是，总觉得有问题。但，离先秦时代那么遥远了，连同一个中文字的字义都古今不同了，要如何平反才是？于是清代的儒者想出了一个办法：“用同时代的文献，做平行比对！”比如说《论语》中的某个字，朱熹说是这个意思，可是先秦时代的《庄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等等其他书中出现这个字时，却都不是朱熹说的那个意思，于是他们就晓得：那是朱熹弄错了，那个字应当是某某意思才对。比如说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悦乎”的“习”字，先秦当时是“实践”之意才对（即使是现在的日文中也是‘学到上手、会用’的意思，唐代传去的字义还在），“学到的常常能用在生活中，很快乐。”如照朱熹的说法，学了就一直温习，就会快乐了吗？正常人类是没这么一回事儿的。

这么一种做学问的方法，一种新创的格物训诂之学（日本人也很爱用这一套），影响了中国少数几位由儒而医的医家，而其中有一系的传承，是：明．卢之颐《本草乘雅半偈》→清．刘若金《本草述》→清末．邹澍《本经疏证》。邹澍在《本经疏证》用了“平行比对”的方式来注解《神农本草经》。而他比对所用的范本，就是中国医学史上唯一的一本“只要‘证’合，药投下去，一定会好”，总有效率达到“神的绝对领域”的《伤寒杂病论》（其他的书也不行，因为有时有效有时没效，未到‘绝对领域’，比对会出错）。

他用“减法”来检证每一味药的药性，比如说，《伤寒论》中某一个汤剂比另一个汤剂只多了白芍三两，而这两个汤剂所治的主证却大不相同，于是，去推敲这两个主证之间病机的差异，就可以得到“这三两白芍在此处是做什么用的”之结论。而某几十个方用生甘草，某几十个方用炙甘草，慢慢减来减去，就推敲出了甘草生用炙用的药性之别……

这样一点一点的“相减”，仿佛在玩益智游戏，渐渐摸索出一味药药性的不同层次……而结果，说也奇怪！减出的一句一句，竟恰恰就符合了《神农本草经》那一句一句如天书般令人百思不得解的主治，于是，“三贲”之一的《本草经》之谜，就和《伤寒杂病论》的绝对领域之谜，在二者相互的帮助下，一齐渐渐地被解开了！

如果有些药味在《伤寒杂病论》中没有足够的出现次数可以相减，邹澍就会去找次一级，却也趋近于“绝对领域”的孙药王《千金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等书，再去配合《伤寒杂病论》，一味一味相减，做分析……这种苦工，光听也会知道有多可怕，可是竟然有人做到了，这真的是学问家的龟毛功夫，一般开业医生是没时间也没兴趣这么做的。

而另一位年代比邹澍稍晚几年的，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唐容川氏了。容川的理论，其《中西医汇通医书五种》中《本草问答》本身就阐释得非常完整，他的理学家思考所攀升到的本草学造诣，实堪与润安先生的《本经疏证》相互辉映。

中医的大秘密“古典药理学”，终于在清朝的最后，得以重见天日。所以，生在民国时代而学中医的我们，真是大有福报的。

至于“时方药理学”呢？果真是害人之物吗？有时，我也觉得很难论断，或许该说是“看个人”或“有没有正确的理论与之配合”吧……（皮沙士说，张元素另有秘传，都学会了就会超强，也就是说，张元素如今传下的东西，就是一本被撕去后半本内容的九阴真经，所以时方家才会多半练成铜尸铁尸的等级？）（皮沙士案：）

有一位时方大家，他创的方剂，有效率几乎可以与仲景比美。如果仲景可称为“医圣”的话，这个人大概可以被叫做“医仙”了吧。这仙人就是明朝皇室的后裔，文学医学两得美名的傅青主（傅山），他的《傅青主男女科》也是家庭常备好书，尤其是妇女病，自己在家翻书吃药，比吃市面上一大堆中医开的药都好得更快。

傅青主以时方药理学，加上五脏相传补泻的道理（皮沙士案：），去搭建他臻于颠峰的医术，依此事实，如果换成今日，恽子愉前辈的“看西医检验报告、透视片” 来开中药，彭奕竣先生的“不开经方”、皮沙士的“平易之方”却也都其效如神，其事实也就并不值得奇怪，可以放下门户之见而都虚心叹服了。真的是“看个人”。（皮沙士案：）

经方、时方药理学之差异──其之一

和人论医，有时会被反问一句：“既然你说经方派的方子这么有效，那为什么还会处在完全的弱势呢？怎么可能医生不晓得要用经方呢？”

这当然有许许多多的原因啦……好比说，“如果”如今是一个“经方盛行”的时代，若有医生开药吃坏人，保证可以被告翻。因为拿《伤寒杂病论》来一对，就会晓得他哪里诊断错误，没处可逃的。

可是，如今的中医是“百家横行”，于是乎曾在西医卫生署管事的小乌龟的爸爸也曾笑说：“中医医坏了怎么告？除非是他开砒霜！”真的，毫无标准可言的，为了自身好存在，经方派还是消灭算了。这是略举一例。不过，在本文中，我想专注在“本草学”领域的一个大因素。

一个人解释事物的标准，会影响到他看待事物价值的结果。 如今的“经方不盛行”，在“本草学”而言的原因，就是“医生变成诺贝尔文学奖评审”！

什么叫做“诺贝尔文学奖评审”？

就是，他们只会自己所熟悉的那一两种语文，任何外文作品却要英译了才能送审，你我们所熟悉的中文著作中，觉得好看得不得了的小说，或是动人得不得了的诗，哪一样翻成英语、德语还能维持它原来的文学力道的？不可能，中国人的单音节字所形成的声律美，译成外语就没了，于是，你译得再好，也是功力折损一大截。泰戈尔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集，还是他自己苦苦英译再请叶慈帮他改错字的哩！

所以，外语作品得文学奖的，什么川端康成、什么高行健，他们的作品，都是“蛮具有适合英译的特质”之作，却绝非该国家本国人最受感动之作。本国人看了，还是打瞌睡的人多些。

而这件事情，拿到中医的世界来看：就会变成这样──考检考、特考也好，上医学院科班出身也好，《伤寒杂病论》，也就是《伤寒》、《金匮》二书是一定会读的。可是，为什么读了，而在学习过程中自己试吃，给家人吃吃，也算是在临床了，却不会察觉出《伤寒杂病论》真的比《温病条辨》之类的其他书更正确、更有用？

这不也是个“谜”？其实，也不是谜。

如果你拿起今日的《伤寒杂病论》的标准本子，也就是《御纂医宗金鉴．仲景全书并注》来读一读，再拿起其他必读之书《本草备要》、《医方集解》、《温病条辨》来读一读。因为你是第一次读嘛，不懂的地方，也就看一看它们的注解，参考参考其他书所论的方义、药性……。然后，你就会觉得：《伤寒杂病论》这本书，真的是没什么了不起！什么号称“万方之祖”的“桂枝汤”，不也就和“参苏饮”差不多？浪得虚名，难怪后来被九味羌活汤和川芎茶调散篡掉！

这种“觉得差不多嘛”的感觉，就是我觉得最惨烈的一种感觉。因为在《医宗金鉴》和《医方集解》中注解桂枝汤方的注文，这种“将古书翻译给你听的语言”，就是那套一面倒、完全站在时方派角度解释事物的“时方药理学”！

你用那套阿猫阿狗的语言来看经方派的原典，结局就是那些阿猫阿狗会得到诺贝尔奖！

那套“解释系统”本身就是一种偏见和侮辱。

重审桂枝汤

前言

找一首经方来看看吧。“桂枝汤”如何？

“名曰桂枝汤者，君以桂枝也。桂枝辛温，辛能发散，温通卫阳。芍药酸寒，酸能收敛，寒走阴营。桂枝君芍药，是于发汗中寓敛汗之旨；芍药臣桂枝，是于和营中有调卫之功。生姜之辛，佐桂枝以解表；大枣之甘，佐芍药以和中。甘草甘平，有安内攘外之能，用以调和中气，即以调和表里，且以调和诸药；以桂芍之相须，姜枣之相得，借甘草之调和，阳表阴里，气卫血营，并行而不悖，是刚柔相济以相和也。而精义在服后须臾，啜稀粥以助药力。盖谷气内充，不但易为酿汗，更使已入之邪，不能稍留，将来之邪，不得复入也。”

“此足太阳药也。仲景以发汗为重，解肌为轻。中风不可大汗，汗过则反动营血，虽有表邪，只可解肌，故桂枝汤少和之也。《经》曰：‘风淫所胜，平以辛凉，佐以苦甘，以甘缓之，以酸收之。’桂枝辛甘发散为阳；臣以芍药之酸收，佐以甘草之甘平，不令走泄阴气也。姜辛温能散（散寒止呕），枣甘温能和。此不专于发散，引以行脾之津液而和营卫者也。麻黄汤专于发散，故不用姜、枣，而津液得通矣。”

这是《医宗金鉴》和《医方集解》的说法。学传统中医的人，谁也觉得有道理。但是，以经方药理的学习而言，这样，还差得太多。

现在让小乌龟来当个导游，请读者诸君忘掉物理化学，搁下“有效成分”，进入“气功”与“巫术”这两门“科学”的领域，来再看一次桂、芍、草、姜、枣这五味药……看看和时方医家所见到的有没有不同？

（不过，在此之前，我要先岔个题，讲些别的事，故事才能继续往下走……）

中场休息的岔题：病毒究竟是什么？

我个人觉得：“科学”是一种慢慢“发现真理”的过程；在仲景《伤寒论》的时代，我们把病毒看做是一种“邪气”（中国人的“气”这个字就很有意思；“气”被中国人当做是“未知存在”的档案匣，凡是在该时点还不能确认的存在物，就被归于“气”类之中，等到科学渐渐发现它的存在了，就一一脱离“气”这个档案天中，例如：空气、电气……），而到后来，电子显微镜发现了这种能通过陶瓷过滤器的微小“物”（介于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一组基因）。于是，也就“顺便”发现了病毒的机制：一组基因，进到人的细胞内，对细胞下一些乱七八糟的指令，或许也因此破坏了生物的机能，但至少达成了它自身的目的：复制它本身。

病毒这种东西，可往形而下走一步，也可以往形而上退一步：

往形而下走，就是人类仿制它的生命形态而创造出的“电脑病毒”──一串指令──会令电脑为它复制、传衍这组指令。

而形而上的，日本人的家常话叫做“烦恼”，中国人称之为“执念”──某些念头在人心中不断勾起人去重复动同样的念头，而对这个人的人生造成或大或小的破坏……一种没意义的，具有自我保存、自我扩张之意图的，“无限耗能回圈”。

这种结构的存在物，它的本体，究竟是一种“唯物”的存在，还是在它背后，还存在着一种可称为“邪念”的东西在操控着？好比说，电脑病毒之所以能存在，是因为有设计它的人的“恶念”在创造它。

是形而上，还是形而下？这是一个尚待深思的问题。先来跳开一下，谈谈另外两种东西的存在。

比如说宇宙好了，最近科学家计算出了“暗物质”的存在，我们这个有形可观测的宇宙，只占了真正“宇宙总存在量”的百分之四，只有百分之四而已！宇宙的其他大部分，都是未在三次元世界具现化的更高次元（形而上）的存在。我们所知的物质世界，只是“真正的宇宙”浮上海面的一小片投影而已。

最高级的科学家不得不承认此事实，而最低级的迷信者亦信鬼拜神。似乎在中间的一般人，也就不必硬要否定“看不到的世界”的存在了。

另外一样，同时具有“形而上”和“形而下”双重存在的证明物，就是“人体”了。

人的身上有“经脉”，循行于人体的表面，用“穴检仪（傅尔电针）”之类的机械来测量人类体表的电流量，会发现某两点之间的电阻特别小，把这些电子循行较易的点连接起来，就画出了几乎完全等同于古书的“经脉”图形。也有人去检查“经脉”那个区块的肉体，也会发现经脉上下的肉体细胞乃至于骨细胞，其排列会形成某种方向性；可是，要因此就倒果为因地说：“那些低电阻的路径是那些排列造成的”却不行。因为，只要人一死，全身经脉就消失了，测不出来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：人体的肉身，是不具有任何经脉得以存在的凭据的。

正如同宇宙背后有“暗物质”也就是天外之天，人类亦有可称之为“灵魂”之“身外之身”的存在。而经络，就是长在灵魂上的“灵体的器官”，它和肉体的诸脏器有极密切的关系，却不是“就完全等于”肉体的脏器。

这一点，也就是“物心不二”（佛教语是叫“色心不二”）的观念，是中医哲学所特有，西方心理学也承认，而西医却尚无能实践的观念。

光是用电阻测量、或能量照相的“科学”方式，就会发现人一“生气”，就立刻会共鸣到肝经上，而对该经络的能量和物质化的“肝脏”部分造成坏影响。哪里有病，哪一经的能量就会测得出怪怪的地方，中国人说“胆为中正之官，决断出焉”，你要说“胆这个小球球怎么会管到人体的决定权？”但胆经不对劲时，被胆经挟在中间的人脑下视丘，就真的也跟着变成有点疯疯的，而不能决定要发烧还是要降温……。（皮沙士案：）

再回题

当“病毒”这个东西侵袭人体的时候，西方的医学会以微观的方式“看到”细胞在被病毒指使着去不干正经事而去造病毒。这是一个层面，不错，它存在。

但是，除此之外，在物质之外，病毒是有“本体”的，它的“本体”是存在于看不见的世界的，而且和“病毒的肉身”也就是电子显微镜看到的病毒是“分离”的。

这一点，“病毒”和“细菌”不同，细菌确确实实是一种小“植物”，灵魂不会脱体作乱。就算它有毒，它也不太会去“矫”它的存在环境，环境允许它生长就乱长，环境不允许，来了抗体或抗生素，它就死。并不比杂草更凶猛。

可是病毒不一样。它“霸道的支配意志”会显现在人体的侵占上。而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西药能杀灭病毒。因为病毒混入了寄主细胞核，等于是变成寄主的一部分，要杀就连寄主一起杀，药到命除病也除，死人是不会感冒的。

和病毒最像的东西，于人体，就是癌症了。有几种皮肤癌或子宫癌，西医也说那是病毒感染而细胞变质，恶化成癌细胞。而倪师海厦也说：“百病皆因风始，癌症医到后来，变成感冒，感冒能当场解决，癌症就会好，不能解决，癌症就会回来。”如果给西医听到，一定觉得有人要发狂了。但其实这事情并没有那么深奥。

有这么一个西医的实验：

一般而言，我们会认为癌症是“癌细胞吞掉好细胞”，想当然尔。不过，这个实验是：把癌细胞和好细胞之间隔着一片玻璃片（还是水晶片？有出处那本书我弄丢了，一直没再买回来），不让它们真的接触，可是，隔在彼端的好细胞，还是渐渐会被“带坏”而变成癌细胞。也就是所谓的“基因”，根本就可以因为磁场之类的 “形而上”之力，而像录录音带一般“转录”过去。

癌细胞是“物质”，没错。但“癌症”也是一股“能量”，而且是有意志力的能量，这是第一点。

而这一类的“能量／物质”，进入人体，又是如何运作呢？

以病毒为例，它的传导，可以是从能量，也可以从是物质……

曾经有机会遇到台湾地位崇高的西医崔玖教授，小乌龟问了一句话：“崔教授，您觉得病毒是能量还是物质？”崔教授马上正色道：“当然是能量！是一种‘讯息 ’，不是物质！”崔教授会这么说，是因为她有一次发俗称“蛇缠身”的“带状疱疹”，那是一种病毒感染，西医认为是“沿着神经节”传染的病。可是崔玖教授自身发过带状疱疹的经验却是：红疹在身上“画下了小肠经的图形”！人家是神经和经络的大行家，当然就会晓得：“那不是神经节！”小乌龟的干哥哥也有一天晚上在家发蛇缠身，从后腰绕向前面，刚好是中国人奇经八脉中的“带脉”（如果从上背向下斜绕是神经，平绕是带脉），而家里没有药，我干爹就叫他吃“小建中汤” 顶一顶，说也好玩：那条红线，就又循原路缩回去了！

不过，小乌龟的西医朋友，却也跟小乌龟说：他在西医院看到的，真的有人是沿着“神经节”长的。那，由此看来，病毒果然是一种物质了。也就是说：病毒这个东西，真的是存在于“跨两个次元”的暧昧领域的：有能量、灵的部分；也有物质、DNA的部分。

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是这样，有人感冒，帮他切个脉，如果当时我们的体力不是很好，马上就会把他的病气吸进来，不要几分钟他的证状我也全套统统有，开给对方的药第一包得扣下来给自己吃……没有潜伏期什么的，直接就过来了。这是“灵气”的病毒。

有些比较厉害的病毒，从“气”传的能力就比较差，比如说要防爱滋病，竟然一层保险套就可以挡下来（这在西医而言，至今仍然是谜。因为病毒就是因为‘小到可以穿透陶瓷过滤器’才会叫‘滤过性病毒’的，保险套的结构，洞洞大得很，照理说是过得来的，可是爬不过去。没人晓得是为什么。）。而像SARS，只要带原者没发高烧，就算你在他前面玩，沾到他喷出来的飞沫，或给他把把脉，也没事。而脑炎，西医自己也说了，感染到的人只有十万分之七会发病……。

病毒就是这么一种奇怪的存在。

但是，当它感染到人体，发病了……它那“灵魂”的部分，却都几乎都是依附在人体有电流循行的部分──经络或是神经, 而它磁场影响的范围，则以“邪气”的存在方式进攻人体的部分。

用古书的例子简单来说，就是“太阳病”的“头痛、项强”，那是病毒依附在太阳经所造成的经病；可是全身性的“恶风”或“恶寒”，病机学说所谓的“风伤卫、寒伤营”的状态，则是它的触手“邪气”的影响范围。至于实际上一粒一粒的“病毒”在哪里有几只的问题，古方派或时方派中医根本不需要管它。

因为就大通则而言，只要把它的“灵”和“物”之间的“邪气”部分消灭，凭依在经脉上的本体（灵）就会被赶跑，物质化的“病毒”也会一下子都消失。于是乎，初感用桂枝汤、麻黄汤发发汗，把邪气逼出去，感冒二十分钟就好了，细胞中的病毒到哪去了哩？不知道，也不必知道。

正由于病毒有这样的存在方式和消灭它的方式，“本草药理学”的研究，就不能不正视每一味药作用在“气”的层面及其功效。

只说“有效成分”，那是执着在“物”的层面；但只去分析它的能量、波动，那又太唯“心”论了。可是，“心”、“物”二元论本来就是西方人做学问的办法，他们会觉得：你如果不把心、物区隔开，灵疗、药疗混在一起，变因太多，没办法“科学而客观地观察”。

纯就西方式的研究，“物”的“有效成分”存在否？当然是存在的，比如说黄连、黄蘗中提炼出的“小蘗碱”，单用来止痢也很有效。可是“常山”的有效成分，却是提炼出来了也没效，一定要连植物煮下去才行；瓜蒂散亦然。（皮沙士案：）或许，倪师海厦所说的：“黄砂糖不伤身，精制的白砂糖就会伤。”、“天然的食品不补到癌症，合成的营养补充剂会补到癌症”等等事情，也和“形”“气”的问题有些关系。精炼太多次所留下的成分，或是化学合成的成分，比较不带有“灵气”，也就是“另一个层次的生命能”，没有灵魂的，“死掉”的营养，活人的身体认不出它，同属于“死气”的癌细胞，却物以类聚，大大方方地接收它了。这几十年，爱斯基摩人开始吃精制糖之后，糖尿病患者亦暴增四倍。

而，同样是西方人在研究的“同类疗法”和“花波疗法”呢？他们这种“喜欢凡事要清清楚楚”，内外不可相及的性格，就要删除掉“物”的层面来做研究。比如说同类疗法，把一小撮砷放到水里面，再把那水冲淡100倍，然后重覆此动作，如此重覆很多次，100的负n次方这样下来，水里的砷的平均浓度连一个分子也没有了，但那种“被砷加持过的，保有砷的波动的能量水”，却可以拿来治砷中毒。而花波（台湾俗称‘花精疗法’，但为避免和‘精油’类的东西搞混，在此依小乌龟老爸的建议，称之为‘波’。）也是，在太阳光下，用水去撷取花朵的波动，冲淡10的n次方倍，再拿来治病。可是，“同类”和“花波”这两种“唯心去物” 的医疗产品，以临床疗效而论，会发现它用来做心理谘商“调理情绪”的效果，远远胜过“治肉身的病痛”。本岛最有名的例子，就是崔玖教授用“花波”、“同类”二法治疗爱滋病患者，二十几个病人，没有一个发病，没一个死，原本个性晦暗的也变开朗了，病毒指数节节下降，可是，完全转阴性的，没有。治都治到灵魂上去了，缺乏对肉身的作用点。趋近于《内经》“移精变气”的“祝由”之法。

走极端的二者，都有其力量上的限制。

而中医的药理学……不，不只药理，根本在哲学上，就不是“心物”二元相对论，而是“心、气、物”三层结合论，练功的人会晓得“精气神”三宝，说白话就是 “体、气、心”，这三样东西，虽然处在不同的次元，却是可以互相转换、不断交流的。“炼精化气”是把肉体的“质”转化成能量介体的“气”，“炼气化神”是把“气”能转化成“灵”能，而“炼神还虚”的“合道”状态，则是脱去一个灵魂“自我执着”的壳子，而变成宇宙法则（道）的一部分……。

中医的领域，不是直接针对修行，而是把“病人”拉拔成“平人”的状态，不要被病苦拖住，这样才能够往“真人”的方向去进步、修行。所以敦煌遗书中的《汤液经法》才又被叫做《辅行诀》。

但，中医既然会动到“气”的层面，“心”和“物”的层面，就一定会被牵涉到。说中医的很多理论需要去“悟”的，和这也大有干系。同样在说“寒”或“热”，这是在说物质层面的“温度”？还是“气”的层面的能量感知？这是不一定的，因为我们三次元世界的人，所有形容的字汇，很难脱出五感的感受范畴，于是只好借用五感范畴的字汇去陈述形而上的东西，甚至是拿来作为借喻的“象征符号”。像是中医所说的“心”，很多时候指的都是灵魂的思考中枢，而不是西医所认识的 “心脏”；而西医所说的心脏，在很多疾病的印证之下，和它相合的中医名词，常常是“心包络”而不是“心”。像倪师海厦用厥阴经药“乌梅丸”去掉包住“心脏”的湿痰，那个“心脏”如果以十二经论，对应到的就会是手厥阴心包而非手少阴心。又比如说，唐容川说“命门” 的功用是“小小火去煮滚一大锅水”，你拿到中研院去发表看看，马上就会被围剿：“人体没有这个东西！”可是临床上有所深研的中医学习者，一定就会晓得：唐容川讲的是真的──只是说的不是物质世界的存在。

中国人之所以叫“中”国，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很晓得“不偏”的道理，很知道如何消除二元对立的难题，而且很实际，晓得“不管黑猫白猫，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”，最重要的是这套理论能“现在就”治得好病，而不是在唯心或唯物的层面兜圈圈，等兜完都死几亿人了。

所以，看本草，小乌龟亦以这个角度切入。

重审桂枝汤

正文

现在，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一般所言的“万方之祖”，“桂枝汤”，也就是敦煌遗卷《辅行诀》中的“小阳旦汤”。

首先，这个病“太阳中风”是怎么得的呢？一般而言，会得“桂枝汤证”的人，常常是身体不很强健的人。也就是“腠理比较虚疏”的人，当他受到风寒的时候，他皮肤的抵御力不很好，风一吹，就像“吹绉一池春水”那样，风气的振波就透进皮肤，浸入肌肉里面了。

而人体中运行的“气”，在这里可以大分为两种，一种是保卫你的“卫气”，一种是滋养你的“营（荣）气”，而“营行脉中，卫行脉外”。这里的“脉”指的不是经络，而是血管。血管中伴随着血液一起流动的生命能，叫营气；而血管外的肌腠、组织之间的生命能叫卫气。而无论是营气或是卫气，都来自于两路大本源：一路是吸收食物的精华而传布至全身的脾胃之气，一路是经过命门之火灌注能量而具有生命能的，“足太阳膀胱经”中的“寒水”之气。

一般分辨桂枝汤证和麻黄汤证的二分法，就是说桂枝汤证是“风伤卫”，而麻黄汤证是“寒伤营”。风气是克土气的（风＝木，木克土），所以直接会欺负在肌肉上（肌肉属脾土），侵入人的“卫分”（“分”在这里是“份位”，也就是范畴、领域的意思），而“麻黄汤证”的寒气是沈实凝重的，所以窜入人体时它不会像风气一样一大片松松地来，而是像针尖一样刺穿进来，或者直接穿入“营分”，或者直接“同气相求”，附着于属性同属于水、属肾的“骨节”之中。

简单来说，桂枝汤证就是风邪（五邪的属性，容待下一章再论及）传入了人体的卫气之中，也就是大约波及皮腠和肌肉的范围，而还没有穿透进血管、骨节的一种状态。因为卫气被搅乱了，已经不很强的卫气变得更弱，表阳虚，所以汗流得出来，不会像麻黄汤证那样汗被束住。而因为肌肉中已有了风邪混入，一再吹到风，身体就觉得“屋漏偏逢连夜雨”，感到很不爽快，也就是“恶风”。（这和麻黄汤证寒邪被束在里面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，麻黄汤证的“恶寒”不只是怕受到寒，而是根本就觉得全身发冷，即使烧到39度半也要裹大棉被，而且骨节很痛，不像桂枝汤证仅是或许会有的肌肉酸痛而已。）

而风邪打过了皮肤这一关，肺主皮毛，当然也会被带到，所以有时也会流鼻水、打喷嚏，但不会变成像麻黄系汤证那种“拟似肺炎”的症状（细菌感染的典型肺炎，白血球会增高，纯病毒的不会，所以叫“非典型”肺炎。这种病早就发生不知多少次了，只是前两年被西医纠出来，冠上SARS之名，闹得满城风雨。）

风气侵入肌肉，脾胃主肌肉，这两者是相通的，会互传，所以同样那种风寒之气也会压在脾胃上面，寒气会让胃寒，会反胃；而风气即是木气，风气压在脾胃上，刚好其能量状态同于《金匮》五脏传病所说的“肝（阳）虚则克脾土”（皮沙士案：），也就是肝乘脾的状态，这也会使人反胃。只是五脏的肝乘脾是把到弦脉，而外感受风，身体的抵抗力想往外推，所以呈现“浮脉”，又因为推出浮脉的“卫气”已经被风邪拖住了，所以浮脉也不会很强，软软的。换而言之，姜佐景所编的《经方实验录》说“桂枝汤证”是“肠胃系感冒”，而麻黄汤证是肺系感冒，其实也是有道理的。因为，就他们的临床经验，吃“冰淇淋”一样可能导致“桂枝汤证”，从脾胃这里传到肌肉的也会变成桂枝汤证。（皮沙士案：）

以上是用白话大概带了一下《伤寒杂病论》中“太阳病，发热，汗出，恶风，脉缓者，名为中风。”，“太阳中风，阳浮而阴弱，阳浮者热自发，阴弱者汗自出，啬啬恶寒，淅淅恶风，翕翕发热（发烧不发烧不一定，看其人当时抵抗力的状态），鼻鸣（据日本森立之的考证，鼻鸣即“打喷嚏”）干呕者，桂枝汤主之。”二条，不过，还有一样东西，在囊括了桂枝、麻黄二证的“太阳病总纲”：“太阳之为病，脉浮，头项强痛而恶寒”之中，还有项痛，脖子、后脑勺僵硬的症状，那又是什么呢？

“中风”的桂枝汤证，常常是会头痛（大约是太阳穴一带）的，后颈僵也是常有的，而这些，为什么听起来和前面“风邪传入肌肉”好像有点“风马牛不相及”呢？这要讲，就有点玄了。

感冒是一种“病毒性疾病”，前章也说了，病毒的本体是一种“邪灵”般的存在，它伴随着风气进入人体，但它本身不等于风气。风气攻人的“气”，病毒攻人的灵魂，而灵魂上的系统，就是“经络”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这样想：因为营卫之气是发自于脾胃和太阳经寒水气，所以一旦营卫受邪，必定会共鸣在脾胃和太阳经上。而反作用在太阳经上的那一部分，就是病毒本体（形而上的本体）的进攻路线。人身的太阳经，四条干道走在督脉两侧，输送被命门火充过能量的水精之气（这时原本的寒水之气，灌过元气之后，已可算是“暖”水之气了）来引导全身的水分布和水循环，过夹脊，上头顶，再像下雨一样润泽全身，而后脑勺的“风池”、“风府”诸穴，正是人体的一大罩门，病毒可以直接从那里钻到人的膀胱经上。在营卫受风受寒的同时，也就是病毒凭依上太阳经的时候。营卫受邪，拖住太阳经的正常运作，水精之气上不来，从颈到头的神经就会“干掉”（“干掉”是一种象征的讲法，大约是在说氢离子不够，电流传导不良），于是，就会后脑勺僵、头上气不通而痛了。（皮沙士案：）

而，这些症状，却是发在“太阳经”的路线上，看到这种种的证据，我们就可以判断病毒是侵入太阳经了，所以总称之为“太阳病”。病毒对人体所造成的破坏，正好等同于今日电脑病毒对电脑系统乱下的指令一样，它会握有一定的“权柄”去乱搞人体的“寒水气”所及的系统，所以刘力红的《思考中医》也讲：太阳篇的好多证和方，都关系到人体的“水”的分配！

那么，现在人体受到病毒的干涉，而机能混乱了。桂枝汤又能如何拆解这个局面呢？

桂枝汤的五味药：桂枝、芍药、炙甘草、生姜、大枣，我们来一味一味地看：

◎ 桂枝

肉桂树这种植物，中国古代叫它做“梫”树，因为它具有一种“侵”的力量。在肉桂树的周围几公尺的范围，是长不出其他杂木的，“风气＝木气”会被它净空、排除。

而这力量有多强呢？中国人也做过实验：把肉桂木做个小木桩，钉到其他树上，那棵“被害树”第二天就死掉了。它可以把木气打到魂飞魄散，无法再留存于树中支撑那棵树的生命力。

那，这种“侵”的磁场，是正义的，还是邪恶的呢？

我们来借一个西洋传说来看看：

肉桂树(cinnamon)在西方还有一个别名，叫“Judas Tree”（犹大树），传说中背叛耶稣的犹大就是在肉桂树下上吊的。一个人，被鬼迷了心窍，做了坏事，好死不死走到这棵树下，他身上的邪灵被这棵树的磁场赶走了，于是就良心发现，上吊自杀了。肉桂树“侵”力的传说，在西方人的集体潜意识中，似乎也留下了痕迹。

而肉桂、桂枝的药性是辛甘温热的，质地是油润肥厚的，这种树的木头亦是鲜艳的橙色，它的气味嗅起来……好比说加了肉桂粉的卡布基诺咖啡……给人一种很开心、热情、不很理性的、情感洋溢的调子……这些调性，正好就像人的“心脏”。所以，桂枝在入了脾胃以后，它的能量会先“同气相求”，而往“心脏”归并。（《伤寒论》治心阳虚亦是以桂枝、甘草二味药组成的“桂枝甘草汤”），而因为我们取的是它的树枝嫩尖，照中医的理论，一样药物入了人体，它灵魂的记忆，会使它的能量想跑回它原来的位置，于是，和心脏结合后，桂枝药性就会沿着动脉往人的四肢末梢冲去（如果小建中汤只是要治心悸，就不必用桂枝，像《汤液经法》就是用桂心的），而冲入脉管中的能量，自然就成为人体“营气”的一部分，其“侵”力令尚未侵入营分的风邪无法进入营分，这种预防的措施，也是仲景“治未病”的一种思考。其实，即使寒邪钻入了营分，桂枝辛热的药性也可以驱赶它，所以麻黄汤也需要加桂枝这一味药在营分中镇压，才能用麻黄开汗孔，再把它送出去。

桂枝，还有一个层面的药性，在论桂枝汤时不必提到，但和一些其他的方子有关系的，就是它“通阳”的特殊功用。所谓的“通阳”，就是把人体中隔绝四散的阳气，再重新打通贯、串起来。这，如果请读者想像前述桂枝的能量沿着脉管飞奔出去的画面，应该是不难理解。也因为这样，在《神农本草经》中，说到桂枝，会说它“治吐吸”。

所谓“吐吸”，就是一个人呼吸的时候，会感到自己的呼吸很浅，好像才吸进一口气，就马上要呼出来了。这件事的运用，又可以就“病理”和“心理”两个层面来说：

西方心理学也晓得，人的肉体并不只是肉体，它同时也是和心灵有相关性的。当一个人有情绪压抑时，就会把一部分的能量封死在肉体的某一部分，而让那一块肉体变得紧紧的、死死的、失去弹性。所以这样累积的压力大了，人就会觉得身体这里僵那里紧。而在人可以主观感觉到的，就是觉得自己“呼吸变浅了”。其实一个人的呼吸，就纯解剖而言，也就是肺中空气一出一入而已，无所谓深浅。可是，如果一个人身上没有压抑的情绪，他一吸气，全身的肉都是活生生有感觉的，所以会觉得全身都随着呼吸在流动，庄子说：“真人之息以踵，众人之息以喉”，如果不论练内功练通了，真的气会通到脚底的那种典型范例，在此也是颇具象征意义的。如果是有压抑的人，因为他有很多肉都僵死、麻木了，所以他本人感觉到的呼吸一定会比较“浅”。桂枝系的补药，像桂枝龙牡汤、小建中汤之类的，多吃、常吃，如果是情绪有压抑的人，你一定会发现：原本的那个好好先生、好好小姐，变得愈来愈会发脾气了！当隐藏的封印被桂枝冲开时，就是会有这种现象。而一般所谓“少根筋”、很“两光”的神经质的人，吃了桂枝龙牡汤之后，你也会发现，原来代表“神经质”的脉象“肝脉分岔成两三条”，很快就归并成完整的一条了，可是，这个人，原来不怕、不气、不紧张的事，现在却变成会怕、会气、会紧张了。（皮沙士案：）

不过，这其实都是好现象，和平的“假象”远不如“真”来得可贵。所以，若有人觉得桃园一带的某位医师怎么那么凶，那只是人家比较老实；有些一辈子赢得“好好先生”“好好太太”美名的人，会把脉的人一搭他们的肝脉，反而会发现其实这些人的脾气有多坏！（皮沙士案：）

而就病理而言，一般说呼吸浅的人是“肾不纳气”，所以桂枝或肉桂“通阳”的药性，在这里也很有用。如果去翻翻《傅青主男女科》，就会发现：要直接补肾的药，傅青主多半会加一点炮附子，可是，放在大剂滋阴药队中用来“引火归元”的方，就一定是用“肉桂”。《神农本草经》也说肉桂这味药是“为诸药先聘通使”，除了本身温补肾阳之力之外，它“通阳”的效果亦为其他药物形成了一种“搭铁轨”的效果。这个药性的特征在桂枝汤本方不显著，可是在桂枝龙牡汤、天雄散、桂甘龙牡汤、肾气丸之中，就成了相当重要的主结构之一。最近皮沙士教小乌龟用“保元汤”，一见其中有“肉桂”当反佐，小乌龟就大赞：“哗～！好帅！好帅！”

如果把桂枝“通阳”的性质也考虑进来，《神农本草经》中，它主“上气”、“咳逆”、“结气”、“利关节”等效果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如果把桂枝汤中的桂枝从三两加到五两，那就变成了治“奔豚”的“桂枝加桂汤”。一般说“清气出上窍，浊味出下窍”的道理，只是在说某味药的气味决定它进入人体后运行方向，可是《伤寒论》却会以人工调整的方式来改造一味药或一首方的走向。其调整的诀窍，就在“浓度”。当桂枝的浓度增加时，它在一帖汤中的比重就相对地变成“浊味”。于是，当心阳虚连带命门火衰，肾中的冷水闹叛变上攻心脏而形成冲逆之气时，加了浓度的桂枝，就不往上发表解肌，而变成一棵树倒挂下来的姿态，反过来向下去压制这股寒水气了。（《伤寒杂病论》中的其他浓汤、淡汤之法，则容后再叙。）（皮沙士案：）

◎ 芍药

说了往外伸展的桂枝，再来就可以说说往内收敛的芍药了。芍药的收敛之力，甚至不必讲得那么形而上，有一部分是可以直接观察得到的：

芍药一进入人体，马上，构成大部分内脏（心脏除外）的平滑肌就会松开，于是原来在绞痛的症状就会立即缓解。肚子绞痛、胆结石剧痛是用芍药甘草汤，月经痛有当归芍药散（预防药也可用小建中汤）……这些大家都晓得了。而在平滑肌松开的同时，其中的大静脉管也会一起松开，于是乎，就会把四肢中静脉里面原本流不回来的血液一起吸回来，原本瘀结不通的静脉血，就这样被扯通了。（皮沙士案：）

所以芍药甘草汤治脚痛或是腿部静脉曲张一样是很有效的。只是病得不重的人不太适合拿它来做保养药，有病则病受之，没病的时候一吃，就会连续几个小时像是云霄飞车向下俯冲时“肚子突然空掉”的感觉，蛮难受的。（皮沙士案：）

这样把血拉回来，不但是破瘀血，同时也等于把血拉回内脏中，所以四物汤用芍药来“敛血”。（皮沙士案：）

也因此，芍药本身亦是养肝血、柔肝解怒的主药。它的别名有“解仓”、“甘积”、“余容”等等，一看就晓得是让人“肚量变大”的药。

桂枝沿动脉向外冲，芍药从静脉往内扯，刚好形成一圈完美的大循环。这是第一个层面。

第二个层面，就比较形而上一点点了。先来说个民间故事罢：

相传华佗医术甚高，但一直不了解芍药这味药的药性，所以没用过它（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这故事一定是捏造的，中国人早在华佗之前就很会用芍药了），有一天半夜，华佗就听到后院有女子哭声，出去一看，一位美女哭着跟他说：“我是你家种的芍药的花魂，你却不好好器重我，我觉得好冤，被看不起……”后来又过了几天，华佗不在家，华太太月经痛，灵机一动挖了芍药根来吃，就好了。华佗回家得知此事，深悔自己学艺不精……云云。

故事就只是故事，借它来打个比方而已。

其实，当到了中医，学会了把脉，对“气”就会有一种感觉、直觉，讲神话一点，和各种草木动物可以做出某种程度的沟通，也不是不可能的（如果是开悟的大圣人，根本用感应的就会晓得一味药的药性了？）。可是，在这个故事里，偏偏大神医华佗和芍药朝夕相处，却也“感觉不出”它的药性。也就是说，芍药这种东西，很会“把自己的气敛藏起来”。

这个药性，在临床上是真有其事的。如果以仲景方而论，三两芍药对三两桂枝，刚好可以把“桂枝汤”的作用范畴圈在人身的体表轮廓之内，让它不要太散。而如果是桂枝汤证误用了下法，邪气内陷而胸口胀满时，那就要用“桂枝去芍药汤”，解掉这一层封印，桂枝汤才会有冲力把邪气顶出去。但如果是到了《太阴篇》，风邪已完全入了里了，那就用“桂枝加芍药汤”，把力量都束回来，纯打内战就好。

而在补剂的“小建中汤”中，桂枝汤加倍芍药再加麦芽糖（饴糖），因为造酒的时候，是上面那层液体蒸馏出酒，所以酒可以“引诸药至至高之分”，而下面的余渣最底下可以提炼出麦芽糖，因此饴糖的药性除了补脾胃之外，更可说是把桂枝汤的药性黏住，然后压到腹部以及肚脐以下。原本入心的桂枝，就被拉了一些药性到小肠及丹田的区块，在小肠（小肠本来和心就是表里关系，小肠火来自心火）区块的桂枝“心火”药性大大帮助了人的消化能力。而丹田一暖，命门火也大大得助，同时补消化又补肾阳。（我对小肠的看法可能有失，请救我一救。皮沙士案：）

而加倍的芍药，搭上了桂枝，桂枝外散的力道被缩小，作用点又拉低了，就会变成从脾胃斜上去“平肝”（治肝虚乘脾），再加上芍药原本就有养肝血的功效，合起来就变成补肝了。所以小建中汤几乎是五脏皆补，很神，如果还要加强补肺，再加点黄耆、半夏，变成“黄耆建中汤”就得了。（前一阵子小乌龟的表弟来家里，小乌龟急着出门，换衣服，表弟看了说：‘你这种从不运动的温室植物人，怎么会有胸肌！’小乌龟很不屑地回了一句：‘吃小建就有喇！’）

芍药的药性，说是“通阴”、“破阴结”也行，说“敛阴”也行，两个层面都是对的。

而合一些较燥的补脾胃药，例如白术，亦可以把它的药性拉进来补到脾阴。如果脾阴已太多，会腹泻了，像真武汤在此时就要去掉芍药。（皮沙士案：）

吃当归会上火的人，据皮沙士所教导，是因为当归会释出肝中所藏之血，平常体质寒而脉管偏窄的人，一下子容不了血量暴增，就会因此而牙龈肿了。这种人如果在当归剂中加一些芍药（可以比当归多一些，但不要多太多），再拉些血回肝脏，就不会上火，这个道理亦可见于四物汤之中。有不少人，吃当归会大上火，吃同样是大暖药的小建中汤却会上身清凉，口舌生津，或许亦和此理有关？（皮沙士案：非）

芍药其实不是酸的，是一种“有味道，但不知是什么味道”的怪味（真是死性不改，连味道都收敛起来！），《本草经》也只写做“苦平”，或许是它收敛的药性，恰与“酸”收敛的特质相同，所以后世本草才都说它“味酸”吧？

◎ 生姜

古时候的“强”字写做“彊”，姜，就是一种很“彊悍”的药，又被称为“御湿之菜”，可以“彊御水气”，把身体诸系统中多余的停湿停寒打掉。所以有些体质寒的人吃白菜会没力气，炒白菜时放一点姜就没事。如果用得多，重大的“水毒”也能治（皮沙士教的）。（皮沙士案：尿毒的方中加生姜30克及姜汁10cc来发汗，流的汗都是尿毒味）

不过，生姜的药性比较“散”，可以用在补药中，本身却不是补药。李东垣就劝人“夜不食姜”，因为会散气。而治咳嗽也不用“生”姜，因为它会让人的气更冲上来，肺寒咳嗽用的是“干姜”，它晒干之后，冲力就会转化成热力，可以从脾胃把肺烘暖，烤干寒饮。

而在“桂枝汤”这个方子中，前面讲的生姜药性，只和脾胃受寒的“干呕”有一点关系，却还没有讲到真正的重点。如果读者是心细如发的名侦探，就会发现前面治“太阳中风”讲到桂枝、芍药，感冒要如何好？似乎还欠临门一脚，而这一脚，就在“生姜”。

中国本草书常说：“孕妇食姜，令儿歧指”，你看姜这个块根生新分支的方式就知道，都是从趋近九十度的角度横岔出去，所以，如果这种能量人体摄入太多，就会害胎孩的手指分岔，五枝长成六枝。

如果没有生姜，桂枝在动脉中的药性就一直沿着血管冲到底，离不开“营分”这血管之内的范畴，桂枝破风邪的“侵”之力再强，对嚣张于“卫分”的风邪来说，也像是过站不停的子弹列车，风邪站在月台笑着挥手说拜拜就好，打不到它哩。必须有生姜“横开”的药性，才能把桂枝的力量通到分支微血管及脉管之外，到达风邪所在的“卫分”肌腠之间。

所以，号称“通调营卫”的桂枝汤，其实“通营卫”的主力是在生姜和大枣（大枣后面会说）。有些人营卫不和，吃补药也会因为营卫不通而滞住药性，补不进去反而弹回来上火，很多补药都会叫人用“姜、枣煎”，就是在处理这个层面。当然，这种case，直接吃小建中汤也很好。（皮沙士案：）

在“桂枝汤基本结构”的处方中，生姜和大枣相互之间的加减，可以对该方“矫”出“偏入营分（血分）”，或是“偏入卫分（气分）”的效果。

生姜加量的方，例如“新加汤”、“黄耆五物汤”……其中新加汤，桂枝多载了人参（补气津）缓重的药性，又因为生姜加量清卫分凝滞之邪，二者皆分消了桂枝的冲力，所以“桂林古本”中要“去芍”，解除它对于桂枝的束缚，药力方足。而治“血痹”的黄耆五物汤，生姜加倍，以“身体易麻”为由，多将桂枝的药性带进微细血管以充肌肉中的氧气，原来也是要去一味药来解放桂枝的力道，可是通血的“芍药”于血痹有不可取代的功用，于是就去掉了使药性变缓的“甘草”（去甘草还有另一个原因，在下文‘甘草’中再述）。

而偏入营分的桂枝系变方，最具代表性的，即是“当归四逆汤”，因为它的主要病机是血不足、血滞、血寒，所以姜减量而枣加量（基本变化由十二枚加至十五枚，《桂林古本．厥阴篇》中，当归四逆加参附及加萸姜附二汤，则加至二十五枚。刘力红《思考中医》另有“群阳会”、“群阴会”之说，可参。而〈妇人杂病〉中的 “温经汤”一方，虽不用枣，但属血分药，生姜亦减量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中说，生姜“久服去臭气，通神明”，生姜这味药，对于驱除日本人说的“水毒”所生的腐臭气是相当有用的（仲景用生姜的真武汤，基本上就比用干姜的《汤液经法》玄武汤功效更神妙）。基本的结构是“生姜、黄耆同用”可以去体臭。日本方面用“防己黄耆汤”（其中生姜比例相当大）治狐臭，据说大有效验。只是小乌龟非常不擅长用“防己”这味药，随便吃一点点，连吃几天，就会胃寒到变成又头痛又反胃的吴茱萸汤证。所以也无法真的向读者推荐这个方，尚有待高手指点。（皮沙士案：）

◎ 大枣

除非是特别要入肾，否则用“大枣”就是用“红枣”，不是黑枣。（皮沙士案：）

大枣肉黄皮红，又甘润多汁，补脾而又能兼入心补心，是养营血的好药。这些功用，不必说经方家，会一点中药的人大都晓得的。

这个效果，在“桂枝汤”中，即是从脾胃之分（气分）补入营分，支援桂枝，做为桂枝行营分的后备补给。所以才说桂枝汤中调营卫的主力在“姜、枣”二药。而它含有大量的综合维生素，吃大枣等于吃“克补”、“善存”，对病人也是有用的。（皮沙士案：）

以上是最基本的必要药性。

而，大枣，另外还有几个层面的药性，在桂枝汤中也是有用的，我们再来看一看：

大枣虽然是甜的，但中国人却说它的皮“微带辛味”，既有“辛味”，便是略有“金”气，而这“金气”是哪里来的呢？

枣木是一种有刺的树。中国人对于有刺的树通写作“朿”，长得直而高的就写做“枣”，长得低矮而横向蔓延的就写做“棘”。

因为我们的基本理论是“物心不二”──有那个形体，就有那个能量──所以，有刺的植物，它的灵魂一定含有某种“锋锐之气”，它的磁场才会在这物质世界中 “铸造”出那样的形体。最具代表性的大概就是“皂角刺”了，又尖又直，简直不像是树木，而像是铁工厂做出的钉子。而这味药当然也是“溃肿攻坚”的要药了。据李时珍《纲目》所载，皂角树要结皂荚的时候，最好在树身凿个洞埋一些铁粉进去，该它吸“铁精之气”，皂荚才会结得好。而如果在制这味药时，用了铁锅煮药或用铁铡刀碾药，那些铁器都会很快就坏掉，因为令“铁之所以为铁”的“铁精之气”会被这种药吸走。──以上是在岔题说皂角树，不是枣树。

而枣树呢，这方面和皂角树就有一点一样也有一点不一样。枣树虽然有刺，但不太尖，可是，它的木纹却是非常细致，可以做高级家俱的。枣树在开花结果之前，中国人发现，要拿刀斧在树皮上乒乒乓乓乱劈乱砍一通，结出的枣子才会肥润甘美。

也就是说，枣树的生态，和锋锐杀伐之气有关，可是锋锐杀伐之气却不是它的终极，而只是一个过渡期，到最后，它会吸纳那些锋锐杀伐之气，而把它化成极精致柔和的补养营血之力。

所以，中国人用枣子来“安神”，道理就在这里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说它“主心腹邪气→安中养脾→助十二经／平胃气→通九窍／补少气少津液，身中不足／主大惊／和百药”等等的药性，和其他补药就有了一些些的不同；而它“和百药”的效果，也就不同于甘草的“解百药毒”。

最近，想到大枣的药性，就会忍不住联想到 倪师海厦的“用重摇滚来平定心情”其事。外刚内和之人，举措或同于此类欤？（希望不要犯到什么师门的大不讳……冷汗……）

所以，在诸药药性各异，而药性和邪气相刃相斗的当下，有“大枣”这味药在其中“化杀伐之气为补养之力”，岂不妙哉？对病人是很体贴、很有爱心的。

这一类“转化”的药性，在时方中还有一味不怎么重要的药味“楮实”可以一提。楮实在“还少丹”中可算是以此类药性做反佐之药。楮实子、楮树，台湾多得很，古时候的中国人，在种楮树之前，会先播麻的种子，等麻长高了，再一把火烧掉，这样子，紧接在后的楮树才会长得好，不然会又干瘦又易夭死。可是呢，长大的楮树，却是一种树汁多得不得了的树，割了一碗还有一碗……也就是说，楮实具有一种“转火气为水润之气”的功用，在还少丹这种大剂补阳补火药群中，反佐此一味药做调节，亦是一种制方的巧思。

大枣本身，还有另一种物性，就是“榨不出汁”。你看美国加州密枣之类的东西就晓得，汁和果肉融成黏糊糊的一团，弄弄就变“枣泥”，不是果汁。而在桂枝汤的结构中，桂枝会助膀胱气化，生姜逐水气，芍药通阴以利尿，保湿的甘草只有二两，再多会拖住药性……从某个角度而言，保水的力道尚嫌不足。有了“最榨不出汁”的水果大枣坐镇，脾胃区块的水分就稳住了，营养也比较不会流失。黄耆建中汤“腹满者去大枣”亦同此理。这是大枣的另一层物性。

而大枣这种“固脾胃区块之水”的效果，在“奔豚病”的证治中也可见一斑，前面说“桂枝”时也提到，桂枝加量可以反向下压，所以用“桂枝加桂汤”；除了桂枝加桂汤有大枣之外，奔豚才刚要发，尚在“脐下”时，对证的“苓桂甘枣”汤，亦是桂枝加到四两把方向转下，而大枣加至十五枚，把脾胃区块的水固定住，不要让肾区块抢去用来作乱。至于已经取道肝胆区块攻上来的“奔豚汤”证，水已经被抢走了，用大枣也是亡羊补牢了，没效了。于是就不用大枣，而用较多的生葛根去把水抢回来（葛根的药性，容本文下篇再述）。（皮沙士案：）

而“入营”的药性，本来就是基本，前面“生姜”部分也已说了。那你说，大枣的药性这么温和，是不是不加也可以呢？感冒药还是感冒药嘛？这，民国初年陆渊雷的学生宋道援，在对证的前提下用大青龙汤而不加姜枣，两服下去，病人就死了。可见它并非可有可无之物。

◎ 甘草

甘草“生用泻火，炙用补中”，这个，看《本草备要》就有了。大家都晓得，用甘草泻火，和用苦寒药泻火是不一样的。甘草、黄耆、人参同用，那是“甘温除大热”，元气够，抵抗力好，自然就不会“发炎”也就是“上火”。而单一味生甘草的泻火，与其说它是“泻”，不如说它是“缓”。就好像西药中的类固醇那样，一投下去，细菌也变慢动作，身体的反应也变慢动作，大家都慢了，气氛就没那么火爆了。它消炎的作用虽很好，但副作用却也和类固醇差不多，大量久服也会变月亮脸。（皮沙士案：）

至于它“解诸毒”的效果，也可以说一部分包含在“缓”的效果之中。另外就中医的思考，则与它的“甘”味有些关系。像日本人古时候，如果中了河豚毒，就要把人头以下埋进土里过一宿，说这种“土气”可以解毒。而地球这一大块“土”，的确，很多毒素埋进地下之后，过很多年，也就分解掉了。这是土的性质。而甘草是诸药中之至甜者，所以也具有这种“土性”。

各种力道猛烈的药，不论寒热，加了甘草（生炙皆有此效），它们的力量就会变温和一些，这是甘草的“缓”性调和于其中故。

而甘草又叫做“国老”，也就是朝近中侍奉过两三代君主的老臣。这种人，在故事中，多半是“和事佬”，总是在排解纷争。一帖方中加了甘草，它就会像个和事佬一般，居中做协调人，让桂枝做桂枝该做的事，芍药做芍药该做的事……各尽其分而不相争。这个药性，相信大家也都晓得。

用炙甘草这味药，当然，也可以说是同时有用到它缓诸药、调和诸药、补中焦脾土元气……这好几个层面的药性。不过，其实，在不同方剂不同的甘草用量中，可以看出该方所“取用”的不同层面。

伤寒方中，甘草有用四两的（甘草干姜、芍药甘草、甘草泻心、炙甘草汤等），有用三两的（理中、小柴胡汤、柴芍草枳〔四逆散〕），有用二两的（桂枝汤系、四逆汤、白虎汤、桔梗汤等），有用一两的（麻黄汤、调胃承气汤等）。

最简单可以看出来的是：如果只是要它“缓诸药”的药性，那放一两就可以了。而如果主力是要用它补中焦，通常是三两起跳（当然还是有例外，如〈厥阴〉黄连茯苓汤，人虚者加甘草二两）。

于是，许多方剂中的“二两”就变得有些不可解了。是“要补又不能太补，要缓又不可太缓”的意思吗？当然这么想也是可以的。

但，在不少“二两炙甘草”的方剂中，更可以从中揣摩出甘草除了前述药性之外的另一种特殊药性──“定方位”。

什么是“定方位”呢？

就是，有了这二两甘草的“土”气，其他的药物，就会以此为座标轴，而分得清“上下”的方向，药性轻于甘草的就向上，药性重于甘草的就向下，整个方的作用点，会变成“先以脾胃为集合点，再各自出发去做各自的事”。

也就是说，二两及二两以上的甘草，使用的时机，多半是“能抓得准病邪的位置”的情况。如果某种病、证，是病位“不确定”或“不存在”时，甘草就有去除的可能。

病位“不存在”的代表，是白通汤和乌梅丸。之所以不存在，是因为“阴阳离决”，寒处大寒，热处大热，彼此各据一方不相接触，这种时候，刚好位在中间的甘草，踩在没人相斗的空洞区块中，则无所用武之地。

病位“不确定”者，简单来说，即是“有病则病受之”之方，让药自己去找病，不先给多余的方向提示，免得反而走错路。

因为没有甘草的方子太多了，在此无法一一列举，只随手捻几个例子来看看：麻黄汤只有一两甘草，所以，药的作用方向不确定，你要用来开肺也行，要用来宣肾治感冒并发急性肾炎、蛋白尿也行（皮沙士教的刘渡舟用法）（皮沙士案：）；真武汤无甘草，其中药味可以自由排列组合，变成了“治病种类最多”的奇妙方剂（详细于本文下篇〈五脏调律〉再述）；治血痹的黄耆五物汤，它痹不一定是痹手还是痹脚，去甘草除了之前所述解除对桂枝的束缚之外，同时也解除了对特定作用点的限制；薏苡附子散，胸中湿寒之气压住心脏乃至闷痛，散剂的意义乃是要它一入喉就药力炸开，不得以脾胃做起点，故不用甘草；麻黄附子细辛汤以肾区块做起点，不用甘草（尚未入里时，则可用麻黄附子甘草汤）；受惊留下的伤痕“惊痰”可能在任何地方，故柴胡龙牡汤不定方位，让它自己去找病……。

当然，因不欲其药性过缓而不用甘草的方，当然更是多了，只是这种的读者一看就会明白，故从略不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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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，桂枝汤本身并不是发汗药。桂枝汤服下后，除了啜粥充谷气以助汗之外，还要盖点东点，把汗微微逼出来，这样，经过前述五味药的力量，就可以以那几滴汗做媒介，而把风邪驱出体外。如此，就功德完满了。

这，与其说是“药效”，读者会不会觉得，感觉起来，也很像是一种“内功”呀？桂枝、芍药画出了一个动脉出、静脉回的大圈圈，大圈圈中又包含了姜枣入营出卫的小圈圈，再加上甘草为这两个圈圈定出一条地平线……嗯！果真很像是一个古写的“旦”字哩！难怪《汤液经法》桂枝汤的原名就叫做“小阳旦汤”！（这是小乌龟的个人自由联想啦……）

像张元素治外感的九味羌活汤，或更早宋朝严用和《和剂局方》治伤风诸经头痛的川芎茶调散，所显现的是另一种思考。羌活汤或茶调散，用的都是入诸经的驱风药，是“用药归经”理论的一种实践，这是时方派用药的主导性思考之一。（皮沙士案：）

然而，桂枝汤，则是“辨证”必仔细推敲出病在哪一经，用药却不必随经，从营卫之气的这一头“脾胃”把药力从营分送进去，解掉卫分的风邪，同时也就治好了卫气的另一头“太阳经”中的病毒（严格来说，好像是营血出于脾，而卫气出于太阳经？）。与曹颖甫齐名的伤寒家陈伯儃，于其《读过伤寒论》中言桂枝汤乃“从太阴底面以开太阳”，庶几得之，真乃卓见。

和读者一帖桂枝汤就讲这么许久，也真是辛苦读者了，不过，是否，再回头看看前前段《医宗金鉴》、《医方集解》对桂枝汤中诸药的认识，就会发现，经方派和时方派眼中的每一味药，真的颇有不同之处？（皮沙士案：）